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形势，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十七届五中全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因为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做出重大战略选择至关重要。笔者尝试从三个角度进行初步解读。
第一、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
改革开放伊始，经济的总体盘子很小，人民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加之经济发展空间很大，把速度、规模放在很重要的、甚至是第一的位置是可以理解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两万多亿，然而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是走的便宜的路线，靠资源、环境、劳动力便宜，而不是创新，致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而劳动力便宜难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也难扩大内需，更难让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此外，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依赖外需，一遇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就非常被动。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新的形势下，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希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希望从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重要位置，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让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
现阶段，只有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只有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问题，才能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改善民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要求，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化。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更好生活”?其一，收入更高一些。起码，让每个劳动者的收入能够赶上GDP和CPI的增长速度。其二，分配更公平一些。通过调整分配制度，变“一部分人先富”为“大多数人共富”。其三，后顾之忧更少一些。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上学等问题，都能得到基本保障。其四，生活和生态环境更好一些。急需有效解决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生产事故、资源浪费等突出问题。其五，文化生活和业余生活更丰富一些。让更多的劳动者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特长，得以进一步提高文化素养的文化享受。
影响劳动者“过上更好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分配的不公，是制度的不公;差距的拉大，是失控的拉大。一个农民工的收入，竟然比老板差上百倍;一个普通教师的收入，也比一些国企的职工，低了十几倍。那些高收入者的付出和贡献，真的会有那么大吗?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多劳者不多得，多得者不多劳”。一些人依靠权力、职位和政策，过多地享受社会发展成果。所以，“十二五”规划明确规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现在利益失衡的格局是几十年来形成的，要改革必然会遇到三大阻力。第一是既得利益者或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自动放弃在财富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第二是路径依赖本身也是阻力，很多政策已经实行几十年了，要把它矫正过来很困难。第三是政策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构成了无形的阻力，实践中产生的摩擦带来的抵消作用不容忽略。
“十二五”规划顺应劳动者新期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焕发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新功、立新业。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确保“十二五”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就提出来了，但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好像是第一次。的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经济变革，而且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它涉及到对新发展观的认同，对干部的考核标准，晋升机制，涉及到创新、教育、分配、公平、正义等等，以及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政府与市场的科学定位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以上的深刻变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事业改革发展等。一个时期以来，社会贫富的差距拉大，拉大了的贫富差距既不利于启动内需，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也有悖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没有“民富”就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它涉及到内需能不能成为长效机制，能不能使消费结构不断提升。所有这些，都涉及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已经使国家富裕起来了，那么在今后的时间里，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把富民放在首要位置，否则就难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应当怎样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关键是政府和市场一定不能错位。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创造吸引人才、激励创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推进改革和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千万不能代替市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就是有心要栽的“花”不符合经济规律，政府应着力于肥田沃土的创造，让“花”、让“柳”茁壮成长。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环境和激励竞争的体制机制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全会提出“十二五”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意味在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来实施。这标志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彻底华丽转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个别地方政府提出来的短时间内就大变样的，更不是一个浅层次的面子工程，而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涉及到社会各方面，例如制约创新的教育和科研模式等，以及分配格局的调整等。所以用“十二五”五年的时间并不长。全会指出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要贯穿于“十二五”的全过程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近几年来，“扩大内需”已经说得很多了，而建立长效机制则说明扩大内需不仅是面对金融危机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把内需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一个永远的、战略性的举措。
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人民生活改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农民向市民转变。中国和发达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城镇化的差异很大。大多数的劳动就业是在非农产业实现的，大多数人口是在城市生活。而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最主要的就是要推进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通过工业化的进程，有效增加城市就业能力;通过城市化的进程，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支持。因为人的生活从农村转向城市，消费会有很明显的扩大。
消费的扩大首先来自于收入的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力相对比较低，创收效果也比较低。但是当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以后，收入水平会有明显的提高;其次，农村的生活商品化程度比较低，农民由农村转向城市以后生活商品化的程度会明显提高;再次，农村和城市各种生活设施的差别比较大，如家用电器、电子信息产品，数码产品等在城市的消费要大大超过在农村的消费。这些都表明随着人口的转移，消费会持续扩大。
二、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解决居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国家三者之间占比下降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在制度上支持收入的普遍增长，来支持消费的持续扩大。要使全国城乡居民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有钱消费。因此，要把就业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把就业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把创造就业岗位，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性企业，因为实践证明，中小企业和服务性行业解决就业问题的作用非常大。
另外还有调整分配关系，建立好的分配制度，抑制收入差距过大，使得分配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从这些方面努力，消费能力就能够普遍增强。少数人有消费能力，还不能够带动发展，全国人民都要能够有消费能力，消费的长效机制就比较完善。
三、不断完善各种社会公共事业。提高各种社会公共产品的水平和覆盖范围，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保障性住房，也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不再为上学犯愁，学校毕业不再有就业困难。依靠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大的发展，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他们不但肯花钱，而且敢花钱，消费预期不断提高，消费愿望不断增长。
四、不断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现在消费人群有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消费层次越来越多样化。长效机制首先就应该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产业业态的创新(比如数字电视、手机电视、手机短信都是新的业态)，发展新的消费业态，而且通过消费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多方面的努力来推动消费普遍持续的增长，推动消费结构持续升级。这是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环节。
五、还要有良好的消费信誉。一种是建立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体系，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使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到侵害，能够放心消费;另一种就是信用消费，这是对消费产品的提供者而言，预支未来的消费能力，消费者就要讲信用。前者是指消费者要用放心的产品，后者是指有让人放心的消费者。有了信用，消费就不受当前经济状况影响可以超前。
